作者张智康，系1940年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此文详细介绍了当时在齐大的学习、生活环境，从1933年入校到1937年迁校成都，期间历经波折，齐大却克尽时艰，不为外扰，一心向学，体现了其严谨的治学风骨与情怀。
南下入学
我的中学是在久负盛名的天津南开中学读的，校长张伯苓先生是全国知名的教育家，践履笃行，毕生献身教育，曾经亲沐教诲六年的我，更是引以为荣。愉快的中学阶段很快接近尾声，我已是高三了，平时未曾考虑过将来要学什么，忽然到了对将来要作抉择的时候，不禁感到些许茫然。家父是学矿冶的，乃开滦煤矿工程师，矿区有一所设备完善的医院，儿时对穿白大衣的医生和护士常有欣慕的念头；由于家父是学工的，我对于工程也有相当的好感，如果要在这二者之间作一选择，却感到十分犹豫，在彷徨之际，乃向张校长求教。校长很诚恳地说：“学工或学医师都好，要紧的是应以兴趣作为选择的准绳。如果对医有兴趣，可在协和与齐鲁之间作一选择。协和比较偏重理论方面，齐鲁的训练则非常实际，脚踏实地，可以达到为民服务的目的。”
说真格的，当时我想学医，并没有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只是为了兴趣，民国二十年报考大学时，我报了清华的工学院，齐鲁的医学院，放弃了南开的直升。也许是命运之神的安排，历年来南开中学考清华的录取率都相当高，那一年却出奇的低，我没有录取，平日比我成绩好的同学也落了榜，我考取了齐大医学院，而且是在前几名，于是决定南下入学。
中国大学最美的校园之一
民国二十二年秋，赴济南入学；出乎意料，齐大的校园竟是那么美，那么广阔，叫人迷恋。清华与燕京校园之美之大是众所周知的，齐大校园的美使我喜出望外，它们的美各具特色，很难说哪一个最美，把齐大的校园列入中国大学最美的校园之一，应是持平之论。
济南有内城和外城，一般都将外城称作圩子，齐大的文、理学院和医预科都在南圩子之外，医学院、附属医院、护理系和广智院（博物馆）则在南圩子里，虽然被一道城墙分割，但距离很近，两地由颇具特色的大理石板路相通。
齐大有些楼房是由大块青石构筑的，是不是与附近的千佛山或稍远的白马山有关系，我没有察问过。偌大的校区由排列齐整的林荫大道贯穿着，布满了各种花木、草坪，整个的学校像在一个大公园里。齐大的校门（由1924级毕业校友捐建，因之通称为校友门），与南圩子门正对着，进了校门不久，右面就是让人宾至如归之感的招待所。再向左前方走去，面向千佛山，绿荫层中矗立着魏巍的行政大楼，行政大楼的基石是用大块的青石构成的。上面则由灰色砖砌成，周围有各种松树、花木、宽广的草坪，煞是清幽宜人。行政大楼的右前方为化学楼，左前方为物理楼；正前方较远处，则为学校的小公园，置有各色玫瑰、花木，小径穿过其中，整个的图案恰似英国国旗。
小公园的另一边，面对行政大楼的是宏伟的教堂，全由大石兴建，由塔顶下望，全校景色尽收眼底，教堂有大小窗子一百多个，故采光极佳。教堂左右相当距离则为深具田园之美的教授宿舍，女生宿舍是景兰斋和美德楼；位于校区之西部，环境幽静门禁森严，乃男生之禁地，男士戏称之为紫禁宫。男生宿舍则位于校区之东部，有八栋楼房，分四个院落。男生宿舍之北方为面积广大之体育场，在男生宿舍之东方为教职员宿舍，环境优美，在教堂之右前方为建筑典雅壮观的图书馆，在教堂之左前方则为以树木环绕、看似封闭的神学院。神学院本在教育部立案之后，奉部令停止招生。在校区东南方较远处有一独立的院落，自成一格，那是齐大医院附设之麻风病院，为便于管理，故与校区隔离。另在女生宿舍之后方，则为齐大附属小学。
齐大的设备很好，不论男女都是一人一间，有书桌、书架、壁橱、暖气、钢丝床，可谓应有尽有，每一个院落都有工友一人，负责倒开水、送信、传达等杂务。工友也兼营小生意，特别是读书至11时左右会饿，“老王！来碗面”。当然，那碗面没什么味道，只是充饥而已。说也奇怪，学校的门禁相当严，校警不准小贩进入，但唯有一个瘦小的，大约六十余岁的老头可以挑着担子进来，没人知道他与学校有什么渊源，也无人追问。学生们很喜欢他，不知他姓什名谁何许人，但都以shelock呼之，也有叫他犹太的，但并无恶意。他来的时候只是吆唱一两声“苹果桃！”声音不高，也不多叫，同学们听到之后，总会三三两两地来买东西。他卖的东西很公道，绝不二价。他与同学们混得很熟，同学常与之开玩笑，他不气也不恼，学生也不欺侮他。不知他会不会写字，有的同学要赊账时，他并不问姓名，只在墙上轻轻地画一道线；如再续赊就再加一道，到了第五次就做个这样的“正”记号，不论你欠多久，他绝不向你要账。如果到了相当时候你要还他钱，假如你是欠了他七毛五分钱，你故意跟他开玩笑，说是六毛五，他会毫不犹豫地纠正你说是七毛五，一点也不会错。赊账的人不少，他没有账本，却从来不会记错，也不会张冠李戴，他的记忆力真叫人佩服。由他不向人要账来看，他的气度也很大，总是和颜悦色的，人人喜欢他是有道理的。
晚饭过后，校园中总是一群群的人，散步闲聊的，谈情说爱的，也有人约“图书馆”的，相互占位子的，当然也有进圩子逛大街的，著名的趵突泉离齐大医院很近，常常有人去看泉，看人，吃东西。圩子里的医科高年级老大哥们，也常常相约到圩子外“观光”一番。“听说今年新生中有贝满来的，很漂亮。”另外还有在紫禁宫外“站岗”的，操场边，树荫下，对着月亮喊叫的，各式各样，不一而足。
学业繁重的医学院
医学院的一二年级须在圩子外，与文、理学院在一起作息，所修课程亦多为理学院的基础课程，以化学和生物最重。两位化学老师予我印象极深，受益亦最大。王继泽教授教普通化学，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另一位是德国人舒乐尔(schuler)博士，教有机化学，教学严格，不苟言笑，似乎只知工作。他的活动范围仿佛只有实验室、教室和家庭，敬业精神叫人钦佩，穿衣服很随便。他好像只有两套西装，夏季就是一套山东绸的西装，西装一上身，总是乱蓬蓬的，不修边幅，很有点爱因斯坦的气质。上课是用英文讲，但他的英文是带德国口音的，听起来很吃力，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能习惯他的发音。舒乐尔师母教我们德文，认真负责，跟她先生一样。德国人的朴实、严谨和实干的精神，在他们夫妇身上充分地表露无遗。
医预科与文理学院在一起上课、作息，颇有可取之处，接触的同学各系的都有，很自然的，结交朋友领域较广，心胸和知识领域也随之开阔。齐大虽然在济南，但学生并非完全来自山东，特别是医学院的学生，几乎各省市都有，远自广东、广西和云南的同学也都慕名前来，北方各省当然更多。在齐大的那段时间，只有在医预科还有时间交游，进了圩子，课业的压力太大，除了“死刻”之外，一切都免谈了。就是在医预科，也是胆战心惊的。我入学时全班人，两年后进圩子时只剩下25人。有的同学被迫转系或转学。齐大有个规定，由医学院可以转理学院或文学院，但文、理学院的学生不可以转医学院。进入医本科之后，每年也可能刷掉一两个，甚至做了实习医生也仍然有repeat的可能，教学之严格和认真可见一斑。
齐大医学院的学制迥异于其他学校，教务方面是“独立”的。一年分三个学期，这样在课程的安排方面较有弹性，因为有的课程所需时间较多，而有的课程则较少，如此可使时间充分地利用。
解剖学是现代医学的四大支柱（解剖学、生理学、微菌学、实验药物学）之首，没有解剖学也就没有现代医学。解剖学课常常又是医学生的拦路虎。齐大医学院的解剖学教授是英籍传教士英格尔(engle)，他1920年代就来到中国，先在北京语言学校学北方官话，认识4000多个汉字后，到齐大任教。
dr. engle之严格，几乎可以说是逼死人的。他的讲解十分清楚，画的图极好，在黑板上用不同颜色的粉笔，将神经、血管、静脉、动脉、肌肉，很清晰地，一层一层地画出胸腔图，既吸引人，也予人以极深的印象。那时，帮dr.engle的是讲师叶鹿鸣大夫，对学生的要求甚至较dr. engle尤有过之。考试除了笔试之外，还有口试，口试是最头痛的：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里，学生由前门进去，叶大夫随便从一大堆骨头中捡起一块来，“这是什么骨头？这是哪一个部位？血管从哪里经过？这地方叫什么名字？”
解剖学最感困难的还有尸体得来不易，国人守旧，死后一定要保持全尸，除了必要的病理解剖之外，家属多不允剖尸，遑论捐赠尸体。我们那时颇为“幸运”，军阀韩复榘在山东主政时，时常枪毙人，无家属者则捐给学校，所以尸体不虑匮乏。解剖室里有8张台子，每4个人一个，可以很仔细地解剖，以了解人体构造。由于解剖逼得太紧，几乎是从早到晚在解剖室里；白天做不完，晚上再去，开始时颇有点害怕，特别是女同学，不免会有同学装鬼吓唬人。工友老王胆子可真大，一个人住在解剖室里，经常将尸体背来抱去的，不论白天或夜晚，毫不在意。同学们对他十分佩服，晚上只要有他在，大家都不害怕。到了11点左右，离开解剖室，到医院附近剪子巷吃饺子或面条，再回宿舍。也有时走得稍远一点，到趵突泉对面的小馆子吃鸡丝面，在与死人为伍之后去吃宵夜，也算是慰劳自己一番。
骨头上的名字太多，血管流经路线都很难记，为了背诵方便，大家经常带骨头回宿舍，有带头颅的，带大腿的，带手臂的，形形色色。有时某一块骨头在尸体上找不到，没有实物念起来是很困难的，于是，有时很想保有某一块骨头，怎么办呢？乃与同学计议，相约于半夜同赴“乱葬岗子”（郊区无主的墓地），挖坟捡骨头。其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并不是怕什么鬼魂，倒是怕野狗偷袭，或遇到什么流氓等，如今想来，那真是值得回味的一番“经历”。
叶大夫的解剖课，给人的威胁太大，分数严，杀得凶，没有人不怕的，为了背骨头的名称，大家的确到了寝食难安的程度，不论吃饭睡觉都抱着骨头念。有位女同学乔素云，因为太用功，考了几乎是破纪录的78分，但因此也种下了病因，毕业后未及半年就故去了。
到了四年级，就有偶尔到医院看看特殊病例的机会；五年级到医院里上课的机会就更多；六年级有一半的时间在医院里，逐渐地习惯于医院中的一切，不会有初作临床诊断而手足无所措的事；七年级做实习医生，全部在医院里。齐大医学院的训练是最严格的、扎实的，它并不期望人人成为名医，或是成为某一专科的顶尖医生，但是切实地要求每一个学生能做各科的医疗工作，能做外科手术，也可做耳鼻喉科的诊察，也可做内科，也能做产科，也可单独地做公共卫生方面的工作或寄生虫的防治等。它鼓动学生下乡，为广大的人群服务，到最需要医生的地方去；虽在设备不良的情况下，亦要求学生可做各种需要的手术和治疗，因为中国的面积是太大了，人口太多了，普遍的落后和贫穷，迫不及待地需要医疗服务。正如学校所希望的，大部分的医学院的毕业生，分别到各个角落实地从事医疗工作，重视医德，赢得了一般人对齐大医学院的好感和认识。齐大医学院的毕业生，在各科顶尖专家不算多，然而，齐大医学院之名却广为流传，一提起齐鲁大学，就必然地联想到医学院，就是这个原因，恰如我们的校训所说：“尔将释真理，真理必释尔。”
名医汇集成都，极一时之盛
我四年级读完的时候，遇到了七七事变。学校原定九月开学，但战局逆转，华北局势紧张，学校奉命南迁。成都华西大学来电欢迎，允借部分校舍和校地，在教学方面盼与齐大合作。学校立作迁校成都之决定，大部分外籍教授不愿意去成都，拟留济南维护医院之运作，但均赞成学生去成都。绝大多数本国籍教授愿随学校撤往后方，只有少数有特殊原因不能随行者留下来。我还记得南行之日，美籍教授dr. ganlt赴车站送别的情形，那副依依不舍，眼里含着泪水，欲言又止的难过样子，久久不能忘怀。
济南沦陷之后，外籍教授曾幻想使医院继续运作，并设法招生，然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和医院均被日军接管，所有美籍教授和眷属、部分本国籍教授都关进了集中营，且有部分教授很吃了些苦头，直至战争结束才全部放出来。
我们入川的路线是由济南乘津浦车至徐州，再换乘陇海路至郑州，由郑州改乘平汉线至汉口，再由汉口乘船溯长江至重庆。途经三峡天险，形势险要，令人叹为观止，若非迁校途经该处，真不敢说平生能否一窥三峡真貌。然后由重庆乘汽车到达成都。是时成都物价极廉，一块钱可买鸡蛋120个，做一套西装才25元，其他可以想见，虽说是逃避战乱，流亡成都，在生活上倒没感到什么困难，只是在济南时，宿舍是每人一间，睡钢丝床，到成都之后，睡六人一间的上下铺，甚觉不是滋味；尤令人难耐的是上有飞机（蚊子），下有坦克车（臭虫）的侵袭，真是人眠为艰。
当时借用华西大学校舍的并非仅有齐鲁大学，另外还有中央大学医学院。中大其他各学院均在重庆沙平坝，只有医学院为了教学和实习的需要迁来成都，中大在成都虽有部分校舍，但缺乏设备，更甭说实习医院了。在珍珠港事变发生之后，北平的协和医学院也关闭了，部分师生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到了成都。很难得，也值得赞扬的是，华西大学医学院打开欢迎之门，竭诚地接纳这三个外来学校，大家合班上课，共用实习医院，四校的教授有机会各展所长，教授阵容之整齐、坚强，前所未见，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真正做到了合作无间，没有摩擦，不分彼此。平时，华西大学由于交通不便，请教授十分困难，现在三校的精英都荟萃于华西坝，几乎是没有保留的，相互展长补短，胸襟之开阔是令人佩服的。
那时的医学教育不唯严，甚至有点苛求，除了医学知识之外，还要求医德，注重伦理，并且讲求专业态度。因为学医不同于其他行业，除了知识、技术、医德之外，还应注意仪表和品行。有一个男同学，因为不打领带，不刮胡子而重修一年；另有位实习医生，因为在医院里与女病人太亲昵而重修一年。的确，品德在医学教育中应占很重要的地位，各校有其特色，各校有不同的教学重点，例如北平的协和医学院，着重研究人才的训练，分科较严，鼓励学生在某一科多做钻研，其他大学的医学院则偏重于全科的训练，因为鼓励学生下乡服务，训练学生能在设备不完善的情况下做必要的手术，着重于让学生动手。以前，每班的学生人数少，动手的机会多；现在，特别是私立学校，学生人多，自然动手的机会较少，如何期望学生都能获得良好的训练？
当时，在成都我们有三个实习医院，四圣祠的仁济男科医院各科都有，陕西街的存仁医院是眼耳鼻喉科的专科医院，再就是专为妇产科而设的仁济女医院。由于各科的专家都有，很自然地形成了大后方的医疗中心，各省市的疑难杂症都相继赴成都就医，名医汇集成都，的确是极一时之盛，外科泰斗董秉琦先生，内科权威戚寿南先生都是我们的教授。
（本文原载《山东文献》第九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