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前，受清政府禁教政策的限制，教会学校基本上没有进入中国境内，其分布局限在中国外围地区如马六甲、澳门等地，数量很小。鸦片战争后，国门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不断开放，大批传教士涌入，其主要目的是传教。但当他们踏上这块土地时，遇到了中国民众的排斥，使其传教活动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为了扩大教会影响，传教士们创办了很多的教会学校，一时成为当时的教育潮流。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基督教的发展与教育始终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甚至在历史上曾长期垄断着西方教育权。随着近代欧美传教士来华浪潮的开启，基督教教育观渐渐传入中国，其结果就是传教士在中国逐渐办起了曾被中国人视为“西塾”的教会学校。
1840年6月，中英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依靠“船坚炮利”取得肮脏而非正义的胜利。中国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开始取得了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进行传教的权利。这一时期，传教士活动范围仅限于通商口岸，传教活动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从19世纪40年代，来华传教士陆续开办了一些洋学堂。1839年11月1日，由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布朗开办了马礼逊学堂，被视为中国创办西式学堂第一人。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派阿尔德赛(miss aldersay)女士在宁波开办了女子学塾，该校被视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早期传教士开办的学校在教学内容上虽然也涉及自然科学，但以宗教知识为主。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早期的学校是名符其实的扫盲性质的宗教学校。
1860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在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的胁迫下，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中外矛盾抗争急剧上升。这种日削月割、国势日衰的特殊社会背景使得不少中国人清醒认识到国家实力的衰弱以及西方列强的强大，也逐步认识到科学及教育是西方强大的根源。清朝士阶层中的先进人士开始呼吁学习西学。而此时，中国门户洞开，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的特权，限制政策也被宗教宽容政策所取代，西方传教士凭籍从不平等条约中获取的特权，纷纷来华传教、设医院、办学校。各地新设立的教会学校犹如雨后春笋，不胜枚举。据统计，到1860年，“天主教会小学约90所”。基督教传教士，1844年时只有31人，到1860年增至100多人。教徒从6人猛增至2000人。又据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的报告，自1842年至1877年，基督教在华设立的学校有350所，学生5975人。
毫无疑问，早期教会学校的成功给后来者极大的启示。
无论是基督教在西方办教育的传统，还是传教士来华早期开办洋学堂的现实，这些都强烈地充斥在有识之士的潜意识里。不仅在思想上提供了通过办学来提高基督教影响力的认识，也在现实中提供了在不同时空开办教会学校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同时这也使得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对于人的影响。
传统教育在洋务运动推动下开始了它的现代转型。以狄考文为代表的以西方近代宗教神学及教育文化学者自居的新一代传教士审时度势，睿智地认识到“科学之花”必然在不久的将来开遍全中国。
孔孟之乡的必然之选
事实上，登州并不是被传教士第一个“相中”的地方。在孔子的时代（公元前551一前479年），山东东部，包括现在的登州府，居住着被称为“夷”的9个土著部落，被中国人看成是野蛮人。孔子有一次曾经提到过要到这些部落做一种文化“传教士”。有人对孔子乐意和这样的野蛮人在一起过简陋生活而大为吃惊，孔子回答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但是，孔子的这个计划并没有实行过。
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把登州辟为通商口岸，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再次把《天津条约》中所规定的传教权利予以肯定，并进一步的扩充。从此，欧美传教士大批涌入山东。
登州位于山东半岛的东部，控制北洋门户，晚清时期登州在行政上是府治所在地，地理位置比较重要，传教士大部分经由海路到山东，登州是必经之地。登州是山东的主要港口之一，东部的烟台，是山东半岛北岸青岛开埠之前的最大商埠。当地美丽的海滨，宜人的气候也是吸引外国传教士之处。传教士还一直认为登州是当时中国最干净的城市之一。除了自然条件之外，传教士认为山东是“中国圣省”，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历史悠久，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摇篮。而虽然登州城保守的官绅排斥教会，但“登州城外成千上万的人民淳朴，友好，对外国人彬彬有礼。他们勤劳，忠实可靠，有许多美德”，也没有外国资本的影响，可以使学校避免各种各样的“诱惑”，由传教士来垄断“外国的影响”，按照基督教的标准来培养学生。传教士狄考文曾说，“我感到我要用全力表示，让长老会攻打山东这个省份。在过去的时代里，中国的宗教与政治都是由山东产生，在将来的岁月里，它要把基督教贡献给中国。”
因此，传教士们选中登州为基地，开始了输入西方文化的曲折历程。
在近代史上到过登州的外国传教士数以百计，其中居住登州十年以上的有十五人。如果计入其它的传教组织如美国南浸信会的人员，数目就更多了。这些传教士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传教士大部分来自美国的农村和小城镇。其家庭背景虽然不完全一样，但主要来自中小农场主和中小商店主的家庭，当然有些传教士家境富裕一些，有的经济状况差一些。传教士的家庭都有虔诚信仰基督教的传统，可以说，传教士都受到过比较好的教育，即使就其本国的状况来看，在同等经济环境的青年中，传教人员的教育程度普遍要高一些。就登州的几个著名传教士来看，狄考文出身农家，本人对机械有很浓的兴趣，这对他后来在登州的活动也提供了便利。倪维思在登州的时间不算很长，但也是重要的人物。倪生于一个大农场主家庭，父亲早逝，倪由祖父抚养成人，深受祖父的宗教熏陶。毕业后也曾当过一段时期的中学教师，倪立志要成为传教士，后来到了中国，从宁波来登州传教。
传教士到中国来首要的任务是传播基督教。由于中西国情不同，推广与接受的过程里势必矛盾重重。十九世纪中叶到登州的不少传教人员都有不同程度的献身宗教的狂热精神。另一方面，中国历来对宗教比较淡漠。
儒学占主流的传统文化对宗教最多是取“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的不可知论的态度。“无事不烧香，急来抱佛脚”是当时民众的普遍心理。这和西方社会中“圣经”是家家必备之书，礼拜是人人必作之事的宗教传统大相径庭。而且传教是和中国战败的耻辱联系在一起的，人民在冷淡之外还有排斥的情绪。有传教士形容这种状况，“其情形恰似把几滴水洒在坚硬的石头上，一丝一毫也渗不进去。”
倪维思夫人这样描述这个创举最初在社会上的影响：“我的小小的学校引起了一些怀疑……，终于他们发现了秘密的线索：我们正悄悄地把这些女孩集中到一起，凑到足够人数，把她们调养好了，一艘外国轮船开来了，就把这些苦命的女孩们送到遥远的岛上，不过不是去造鸦片，而是用来炼造神秘的‘长生不老药’（道士们相信这种药能使人永葆青春），把她们的身体熬成一种油，据说这种油有神奇的效果。当我进出学校时，我看到一群群人站在一处可以看到我们院子的土堆上盯着我，看我会做出什么可疑的举动。几个星期以后，这种兴奋过去了。”
狄考文在山东坚持旅行传教十余年，但收效微乎其微。他在写给美国国内差会（教会的宣教组织）总部的信中说“我们得花相当长的时间招揽听众。有一次我花了很大劲也没有找到一个人听讲。每到一个村庄，我们的耳边就充满了‘洋鬼子’的喊声……，我估计在近两天我至少从上万人嘴中听到这个词。”在山东的其他传教士还说过，普通的巡回布道就好比把种子撒在水里一样徒劳无获。因此，传教士们深感在中国传教很困难。要想在中国打开传教局面，就必须采取适应中国情况的传教手法。
传教士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他们看到了“中国信奉教育，尊重学者……对于孔子的故乡山东，这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在登州的传教士除了少数比较保守的人外，几乎都得出这样的认识。
历史的必然性在这里展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