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狄考文、赫士等人的努力下，登州文会馆发展成为中国一流的基督教大学，为教会和中国社会培养大量的教育和科技人才。但是登州文会馆的迅速发展并没有带动登州布道站的发展，特别是烟台取代登州成为通商口岸后，美国北长老会开始集中力量发展烟台教会，许多传教士如倪维思夫妇、郭显德夫妇等人离开登州前往烟台发展，登州在山东差会的地位开始下降。1876-1879年“丁戊奇荒”，传教士借赈灾之机，将传教区域扩展至山东内地的济南、潍县、沂州和济宁等地，济南和潍县成为美国北长老会山东传教事业的中心，登州因其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且境内多山，交通不便，物资稀缺，生活成本昂贵，逐渐遭到美国北长老会的遗弃。对于海外宣教部和山东西部地区的新一代传教士而言，登州文会馆必须迁往内地，才能为整个华北长老会培养更多的传教人才。
在这样的背景下，登州文会馆不得不做出新的决定和改变。但到底是坚守还是西迁？迁到济南还是潍县？却经过了漫长而激烈的争论。
西迁之争
早在1878年，山东差会会议就讨论过登州文会馆的搬迁问题。稍后，山东差会在请求文会馆升格和更改校名的提案中，也曾争论过学校的最终地址，有些人暗示将学校定址烟台。但以狄考文为首的登州传教士坚决反对登州文会馆迁往烟台，1881年山东差会规定登州文会馆暂设登州，将来何时迁至更合适的中心地，留待后定。虽然山东差会对登州文会馆的搬迁问题并未作出明确的决议，但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登州文会馆的搬迁问题一直是山东差会及传教士的重要议题。
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的哈珀博士（dr.a.p.parker）筹集到一笔捐款，开始筹建英华书院，又引出了登州文会馆的校址问题。在书院的选址问题上，有人提到烟台，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小，但对登州文会馆来说问题也很严重。书院最终决定设在上海，并且要与登州文会馆合并。这一提议遭到了狄考文的坚决反对，1890年1月9日狄考文在给海外宣教部的信中写道：“登州文会馆不能离开山东，我们可以走，仪器设备可以迁移，但学生不能。让他们或他们当中相当一批人到上海去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是特殊情况，华北的学生到上海去接受教育是不可能的。费用太高，距离太远。中国每一地区都必须有自己的学校。”
尽管最终英华书院的建立，对登州文会馆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却引起了新一轮关于登州文会馆搬迁问题的讨论。早在山东东西部差会成立之前，1894年山东差会就提出为发展济南的教育事业，应该在济南建立一所独立于登州文会馆之外的大学，或将登州文会馆迁往济南，登州文会馆迁址问题再起。1894年差会会议再次就登州文会馆搬迁至山东内地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但由于狄考文等老一辈传教士反对，会议最终决定将登州文会馆留在登州。差会之所以做出这项决定，并不是因为登州是发展文会馆的理想位置，只是由于当时提出的搬迁理由无法平衡搬迁所需的昂贵费用。
虽然因为搬迁条件不成熟，差会决定将文会馆暂时留在登州，但从那时起，许多传教士开始重视登州文会馆迁址问题。1894年11月为减轻差会管理费用，山东差会通过决议，将山东差会划分为东西两差会，东部差会管辖登州和烟台，西部差会管辖潍县、济南、沂州和济宁，决议于1895年5月1日生效。
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并计划在山东省修建两条铁路，一条从青岛出发，途径潍县直达省城济南，另一条经过济南，连接天津和上海，同时计划建设由青岛至济南的电报线。山东西部差会的潍县和济南在整个山东差会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但此时山东西部差会却没有任何高等教育机构。为进一步促进山东西部差会的发展，山东西差会的成员请求在济南建立一所大学，或者将登州文会馆迁往济南。
差会认为在山东省有两所美国北长老会大学是不合时宜的，最好的方式是将登州文会馆迁往济南。山东西部差会遂任命一个委员会，同登州文会馆的董事会和职员商谈登州文会馆迁往济南的可能性。除山东西部差会的传教士外，许多在登州文会馆工作的年轻传教士，也认为有必要将登州文会馆迁往山东内地。1898年路思义(h. w. luce)仅在登州生活了一年就得出结论，学院的位置并不合适。1899年12月路思义在写给海外宣教部的的信中提出：“仅从地理位置考虑，将登州文会馆继续留在登州是不合理的。”自1899年12月山东差会成立了由郭显德、路思义和其他山东西差会传教士组成的搬迁委员会，着手处理登州文会馆西迁事宜。
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爆发，登州文会馆被迫停课，登州的传教士前往烟台、朝鲜和日本等地避难，登州文会馆西迁问题因而搁置。义和团起义结束后，美国北长老会海外宣教部积极支持山东差会的恢复重建，登州文会馆的搬迁问题，成为差会重建亟须解决的问题。
山东东西部差会都认为：“与山东省其他地区相比，登州地区人口稀少，比较贫困，方言比较难懂；基督教徒相对较少，且与美国南浸信会划分传教地，南浸信会的教义使他们不可能与我们合作。而山东省人口众多，且为政治中心，我们的大多数传教士和中国教徒都在山东中西部地区，这些都预示这个地区未来工作会有很大的发展。登州文会馆离我们大多数教徒太远，我们必须将登州文会馆迁往西部或者在那里建立一所新的大学。”
鉴于此，1900年12月山东东西部差会在烟台召开会议，要求海外宣教部批准将登州文会馆迁往潍县。
虽然山东西部差会传教士和许多在登州工作的年轻传教士认为登州文会馆迁往山东内地势在必行。但狄考文作为登州布道站和登州文会馆的创始人，对登州文会馆的搬迁问题是持保留意见的。早在1887年山东差会提议将登州文会馆迁往内地时，狄考文曾回应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登州文会馆的搬迁是不现实和不必要的，几年前已经提议迁往潍县，但是这条道路有许多困难。”1899年当路思义等人向狄考文谈及学校非迁不可时，狄考文“相当严肃地告诉他，提出这个问题是没有用的，因为三四年以前，就曾考虑过将学院迁往潍县的事，但被投票否决了。”在登州文会馆西迁最终确定后，1901年2月26日狄考文博士写信给差会总部说：“首先，关于登州文会馆，我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登州文会馆的建设上，当然，我对它的未来依然有着浓厚的兴趣。……不应该轻易忽视上帝将文会馆安排在登州这一事实，不应该丝毫不顾及登州的自然优势。”
1900年在山东东西差会联合会议上，传教士也指出将文会馆留在登州的合理性：“在登州已经建立校舍，没有足够的资金搬迁很难实现，这是搬迁工作最大的障碍，将学校建在沿海地区，在动乱时容易需求保护。”
但狄考文也不完全反对登州文会馆的搬迁计划，1886年狄考文曾说：“从我个人来讲，如果学校的地位和前景能够获得提升，我不反对学校迁移。”
狄考文等老一辈传教士之所以反对登州文会馆变迁，是因为他们在登州居住多年，不愿意轻易放弃辛勤劳动的成果，另一方面是因为担心登州文会馆西迁后，差会将会放弃登州。因为随着登州文会馆的西迁，大批在登州文会馆工作的杰出的传教士将会随之前往山东内地，美国北长老会在登州的传教事业将难以为继，因此海外宣教部在提出登州文会馆西迁的同时，也建议山东差会放弃登州的传教事业，将房产和教徒转交给美国南浸信会。这一决定遭到了登州传教士及教徒的反对，海外宣教部最终保留登州布道站，只将登州文会馆迁往内地。
新校址的选择，潍县还是济南？
登州文会馆究竟应该迁往潍县还是济南，传教士也有不同意见。
义和团运动前，山东传教士认为将登州文会馆迁往潍县和济南都是可行的，1899年聂会东(james b．neal)在给海外宣教部的信中提及：“关于登州文会馆搬迁的地点，潍县和济南都被提及，我个人认为济南更适合将登州文会馆发展成为一所大学。”1899年济南传教士写信给海外宣教部，详细的陈述将登州文会馆迁往济南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即将修建的铁路和现有水路使济南更加合适，可以用合理的价钱通过水路将登州文会馆的材料和设备运往济南，在济南现有的财产中，可以找到适合建立学校的土地。同时他们认为：“英国浸礼会的大部分教徒集中在邹平，他们的年轻人将不会前往登州求学，如果我们不在济南建立一所大学，他们将会在此建立大学。”1899年山东西部差会决定将登州文会馆迁往济南。
但潍县和山东东部差会的传教士则反对这一决定，认为比起济南潍县更加合适。曾在1899年山东西部差会会议上，提议将文会馆迁往潍坊的方法敛(f. h. chalfant)，在1900年2月19日写信给海外宣教部说：“西部差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登州文会馆应该留在登州，还是迁往济南。我们提出第三种建议（特别是这件事是由登州的传教士向我们提出的）并不是要使问题更加复杂。特别委员会在同登州文会馆的教职人员通信后发现，许多登州和烟台的传教士希望潍县作为登州文会馆的新校址。”
时任登州文会馆校长的赫士也曾坚决反对将登州文会馆迁往济南。路思义在信中也写到：“山东东部差会似乎更喜欢潍县，潍县布道站也一致要求将文会馆迁往那里。我个人更倾向于迁往潍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得更多的捐款，济南的传教士放弃要求文会馆迁往济南，改支持潍县。曾坚决要求将登州文会馆迁往济南的传教士聂会东也在1900年4月写道：“为了响应赫士博士的要求，潍县布道站一致要求将登州文会馆迁往潍县，在同潍县通信后，济南布道站放弃将登州文会馆迁往济南的请求，同潍县布道站联合，建议将登州文会馆迁往潍县。”但聂会东仍然认为从整个中国的传教事业来看，济南是最合适的地点。
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山东东西差会召开联合会议，讨论美国北长老会在华北的恢复重建问题，会议重点讨论登州文会馆的迁址问题。路思义经过访问调查后发现，几乎所有传教士都赞成将登州文会馆迁往潍县。
郭显德认为：“我们应该只有一所而不是两所大学，我认为我们应该以潍县为中心。”柏尔根( paul d．bergen)认为：“潍县现在是山东省的中心，将来也会是，也是基督教徒的中心，中国未来政治地位的变化不会影响这些条件。”布朗( arthur j．brown)在考察报告中写道：“我曾经同华北地区的传教士仔细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发现对迁往潍县想法是一致的。登州布道站的领导人在会见我时，曾说在登州没有反对意见，没有必要继续讨论将文会馆迁往潍县，因为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山东差会之所以舍弃济南而选择潍县，首先是由于潍县是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差会的中心。据统计，在潍县方圆五十里内至少有4000名教徒，一百公里内至少有8000名信徒教徒，其中4000名属于美国北长老会。烟台和登州的大多教徒、青岛的全部信徒距离潍县比登州更近，现在登州文会馆有2／3甚至3／4的学生来自潍县地区，连同那些到潍县比到济南近的烟台、登州和青岛地区的学生在内，可能占全部学生的80%。济南虽然位于山东内地，但对大多数美国北长老会教徒而言相对偏远，特别是对于登州、烟台和其他东部地区的教徒而言。
其次，潍县地区的宗教氛围要比济南地区浓厚。潍县位于基督教团体的中心位置，宗教氛围浓厚。传教士认为：“将登州文会馆建在大多数教徒聚集的地方，有助于提升学校的宗教氛围，对他们进行积极有效的传教工作，有利于加深他们的传教精神和思想，投身到传教事业中。”
而济南是山东省会，政府官员聚集的地方，在不久的将来西方文化和外语肯定十分受欢迎。但传教士认为这样的政治环境不利于学校的发展，会使学校为迎合官员的身份而降低宗教氛围。大量的来自官僚家庭的非基督学生，也会对学校的基督教氛围和基督教目标造成伤害。
再次，山东差会放弃济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愿同清政府建立的学校竞争。传教士认为：“作为山东省的省会和文化中心，济南一定会建立一所公立大学。这些学校以国家财政为依靠，成为财政力量薄弱的教会大学的最大竞争者，如果我们将学校迁往距离济南有一定距离的地区，可以减少这种竞争。”1901年布朗到中国考察教务时，也曾说过：“我们不应该将我们的伟大而神圣的机构建在省立大学的阴影下。我们既不能与它广阔的校园和先进的设备相竞争，也没有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机构那样的特权。在一个我们能够控制的布道站设立教育机构，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培养牧师和传教助手。因此我建议海外宣教部同意将登州文会馆迁往潍坊。”
在济南传教的韩维廉牧师(rev. w.b．hamilton)在谈到迁址问题也说：“我们无法与即将在济南建立的国立大学相竞争。我们在东京的大学正遭受这种情况，我认为我们应该在精力和财力上与潍县合作。”
最后，美国北长老会最终选择潍县作为登州文会馆西迁地址，也是出于教会未来合作的考量。除美国北长老会外，英国浸礼会是在山东传教的最重要的新教差会。义和团运动后，英国浸礼会计划在山东创办高等教育机构。如果美国北长老会将学校迁往济南，他们将在青州建立他们自己的大学，这里离美国北长老会的教徒非常近，不利于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内地的传教事业。同时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认为：“如果将登州文会馆迁往潍县，可以肯定英国浸礼会不会在青州建立大学，而可能到竞争力稍微小一点的济南，他们很有可能支持我们的大学。”另一方面，从青岛经过潍县通往济南的铁路修建完毕后，潍县与山东省其他重要地区的联系更加密切。而通过河南的另一条南北铁路将会同南长老会的宣教地联系起来。如果与登州文会馆相联系的神学院在潍县开办，铁路会使南北长老会的神学教育成为可能，同时能够加强同河南加拿大长老会和美国北长老会北京差会的合作。
基于以上几点原因，山东东西部差会联合会议要求海外宣教部批准将登州文会馆迁往潍县。至于搬迁的具体时间，海外宣教部和山东东西部差会一致同意应该在胶济铁路完工之后。但登州文会馆的搬迁包含于潍县布道站的重建之中，因此山东传教士认为应该尽快采取措施购买土地，因为随着潍县商业的发展，土地价格会上涨。路思义在给布朗的信中也写到：“搬迁行动应该尽快开始，因为不仅土地价格会上涨，而且它包含在潍县布道站的重建过程中，建筑物的位置和整个乐道院的安排将会改变。我们希望明年春天传教士能够返回潍县，他们应该抓住机会购买必要的土地。”
1901年春，传教士陆续回到潍县，开始重建潍县乐道院，并着手准备登州文会馆的搬迁工作。1902年布朗到山东考察教务时，潍县布道站已经花费1496美金购买一块170×600尺的土地，用于登州文会馆校舍的建立。1904年胶济铁路建成通车，登州文会馆正式迁往潍县，同英国浸礼会的广文学堂合并为广文大学。
从1878年山东传教士提出登州文会馆的搬迁问题，至1904年文会馆迁往潍县，共历时26年，期间海外宣教部、差会和传教士对登州文会馆西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西迁的地点进行了多次的讨论。登州文会馆西迁看似简单，实则与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传教策略及传教中心的变化息息相关，是晚清美国北长老会山东差会传教事业发展变化的缩影，登州文会馆的西迁证明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的传教重心已由沿海转向内陆地区，开始采取同其他差会相互合作的传教策略。它同时也是山东政治、经济和文化多种因素综合发展的结果。德国占领胶州湾，使潍县和济南成为山东新的经济中心，也使登州文会馆的搬迁成为可能。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为登州文会馆的搬迁提供了新的契机，潍县乐道院的重建解决了登州新校舍的建设问题。同时，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开始重视新式教育，中国新式大学的建立，对教会大学的发展造成压力，为吸引更多的学生，差会和海外宣教部开始重视教会大学建设，开始了合作办学的新阶段。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2010级博士生 王妍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