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所充满宗教色彩的院子里，除了教堂，还设有学校、诊所。如今，百年已过，院落容颜已改，物是人非，这里的旧事却仍让人记忆犹新。因为这里曾是被美国人称为“中国哈佛”和“现代教育的温床”的大学——广文学堂。
源流众多的广文学堂
根据1902年6月13日英国浸礼会和美国北长老会联席会议上的决议，青州广德书院大学部和登州文会馆大学部的文理科合并，作为山东新教大学的文理学院，取两校名之首字为中文校名“广文学堂”，又称“广文大学”（wei hsien arts and science college）。文会馆和广德书院两校大学部，分别由登州和青州迁往潍县乐道院广文大学新校，文会馆和广德书院的中学部仍留在院校。合并后的学生中84人来自登州，30人来自青州，教员中10名中国人，4名西方人是英国浸礼会的库寿龄和波特(e.w.burt)、美国长老会的柏尔根(panl d.bergen)和路思义(henry winter luce),柏尔根被选为校长。1915年德位思（l.j.davies）接任校长。
1903年夏关于登州文会馆西迁时间最终确定，差会决定登州文会馆于1904年夏季学期结束后，正式迁往潍县。1904年6月，登州文化馆大量的家具、物资和设备等由水路运往潍县。1904年7月1日，柏尔根提前前往潍县做准备工作，1904年10月24日所有搬迁工作完成。
在文理学院搬到潍县城东李家庄之前，旧址曾是由狄考文的弟弟狄乐播与夫人狄珍珠于1884年开办的男子中学“文华馆”和1895年开办的女子中学“文美书院”及医院“乐道院”，后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被烧毁重建，至1904年学院搬往潍县时建筑尚未完全竣工。
新建的广文学堂，有雄伟的教学办公大楼，是当年潍县最高大的建筑，包括14间大教室及会议室、办公室，大楼中部的钟楼高约三十米，楼顶上的巨钟，声响可达十余公里，先进的科学馆大楼是美国基督教徒康伟捐献，故亦叫康伟楼，一二层为物理、化学及生物试验室、仪器室和预备室，三四层为图书资料室、陈列室、阅览室，藏书一万三千余册。还有一座先进的天文台，大操场旁两排男生宿舍如兵营，大餐厅能容四百多人进餐，也有浴室、田径及足球场、铁工厂、木工厂及理化仪器制造所等，应有尽有。
1906年路思义离校度休假年，在此期间他为学校再募得30000美元，其中包括了老麦考密克夫人（mrs.cyrus h. mccormick sr．）作为礼物捐赠的一栋住宅的费用。路思义募捐的成功预示着他未来将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库寿龄先生1906年调往青州神学院接替休假的卜道成(j. percy bruce)。卜道成1908年回国后，库寿龄先生赴上海工作，再也没有回到大学来，他也从没有对联合一事表示完全的谅解。
1917年，广文学堂迁济南，乐道院仍是长老会的中心，包括医院、医院人员及传教士的宿舍、校舍和学生宿舍则成为广文中学的新校园。珍珠港事变后它被封闭，成为集中营的所在。
完备的大学规章
合并后的广文学堂被今人称为“中国哈佛”和“现代教育的温床”，其拥有中西合璧的师资队伍，1908年，在校教师13名，其中美国2名，英国2名，青州府5名，莱州府4名。1917年在校教师26名，其中美国5名，英国2名，山东19名。外籍教师都是国外大学毕业，有的还是双学历，主要教授英文、圣经、道学、理化等课程。国内教师有2名贡生、1名举人，其余多是文会馆或者广文大学毕业生，一般教授国文、历史、地质、数理化等课程。有好多老师一人兼任几门课程，还有多位潍县传教士担任兼职教师。
从文会馆创建时就自立各种规章制度，自订各种课程，自编所有教材，经历四十年的教学实践，不断修改渐趋完善。后经合并成广文学堂，其各项制度也更加完备。
招生原则：学生共分两等，一为正班，须从各中学堂毕业，经学校招考，考准者收为正班。学生学完学校所定四年课程，考准者即给毕业凭照以示奖励；一为选班，须年满十六岁，入学时必先试以议论一篇，并默讲四书，考准者方能收入，在校期间的要求与正班相同。
学费：学生每年膳费二十四元，学费三十元，每学期各缴一半；贫困学生学校可提供借贷，每学期至少须缴足英洋七元；选班贫困学生则每学期至少须缴足十四元。凡不能缴纳五十四元者必先与学校订立合同，至离校后必各遵前约缴足欠资，未毕业就退学者亦须一律偿还欠资。此外，凡学格物化学者每学期各科缴试验费一元，凡学英文者每学期另行缴费五元。学费须在开学时立即交足否则不能入学。
课程设置：学制5年，每年所学不同，大体包含十类内容：修身、讲经、中国文、外国文、历史、算学、博物、理化、法制、心理学、体操，除英文和少数科目外，多为必修课程。学生在第四年或第五年终考试及格者即各给毕业凭照。
招考课程：包括讲四书、背诗书经、地理、数学、代数、西史、新旧约故事、作文等。满60分为合格，或有一样分数不足总分平均六十六分以上者亦得收入，惟次季必须补考，若二样以上分数不足者概不录取。
此外，为培养学生民主自治的能力，狄考文办文会馆时就首创了辩论会，与广德书院合并迁潍后，学生立会已经蔚然成风：辩论会、传道会、勉励会、戒烟酒会、赞扬福音会、新闻会、青年会、中国自立学塾会等。当然，所有会有强迫入会的也有自愿入会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辩论会，该会还设立了章程。
广文学堂在潍县的十余年时间里，培养了一批掌握新知识、具备新思想的社会精英，为当时中国新文化的传播及社会的发展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方维廉在1914年时曾评价学校的学生：自新校落成去今仅十年，期间学成已去者不下数百人。北而京津，南而湖广，足迹遍布天下。或侧身政界，或执业商界，而以学界为尤多。
在潍县的生活
众多的教会学校合并在一起，各校的情况不同，校风各异，自然会有很多矛盾。1902年，广德书院和文会馆最早合并时，授课教授最初有北美长老会的柏尔根、方维廉和路思义等，英国浸礼会有库寿龄、白向义和李恩溥，不久因为办学目的不同，意见不合，政策不统一，英国浸礼会的库寿龄、白向义和李恩溥都先后辞职。
库寿龄的办学目的，主要是培养代理人，替他赚钱（可以说是经济侵略），他资助穷孩子宋传典上学，由夫人亲授英语，目的是让宋感恩戴德忠心为其效力。库寿龄与意大利商入库尔德合伙，利用教会学校的房产办花边庄，兼营草帽辫以及花生、棉花、核桃等土产出口，获暴利，故为狄考文和柏尔根所不容。库寿龄因而辞职，他离校后，将青州的花边庄交给宋传典代营。宋很会经营，不久又发展发网房、肥皂公司、棉花栈、缫丝厂等，成为山东最大的买办。宋传典用二十八万元巨款行贿，当上省议长，并与军阀张宗昌勾结反对北伐军，依仗议长和外商势力不纳税、走私、侵吞贪污巨款等等，坏事做尽，后被政府通缉，复行贿竟得免追究。后来，库寿龄以考古为名，盗卖我国珍贵文物“贝”、“布”、 “甲骨”石针及编钟等，被我国政府查获没收。
与科举制度相比，广文大学课程及教法新颖，只是许多学生在学习上很不适应，加之考试及毕业十分严格，学生的毕业率很低，以至于入学容易毕业难。1905年到1908年，毕业的学生只有36人，肄业学生232人。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体育锻炼。在文理学院落脚于潍县的最初岁月里，劝说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千真万确，孔夫子是个爱运动的人，他钓鱼但反对用网捕鱼，他用弓箭打猎但反对射杀归宿的鸟。显然，他还会骑马驾车。但是那些信奉他的学说的人对所有这些一概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告诉自己的学生，如果一个人的举止不庄重，那他的学问一定不高深。他们让学生学习有3000礼仪的大书，使他们在任何场合都循规蹈矩行为得体。第一条礼仪是“面容须严肃深沉”，第二条是“步履须稳重方正”。另一条说：“如雨之降临亦须徐步而行”。
想象一下这些传统学者在与西方人接触时受到的震撼吧！西方人总是匆匆忙忙，极端准时，行事唐突，不拘礼节。但是最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是，当他们看到这些异国人穿上运动服打开了网球，或者用最不成体统的方式踢起了足球时的情景。
中国学生因此被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推拉。青年人天生的精力旺盛使他们感到踢足球一定非常有意思，但他们过去受到的教育又使他们感到这种行为有失庄重。对他们来说摇晃着扇子或者端着茶壶更合规矩。此外他们的长衫和辫子参加体育活动也不方便。
大概在日本大败俄国后，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年轻的中国人深受鼓舞，感到自己的国家也能变得强大起来。学生们要求参加军事训练。他们也变得热衷于野外运动、竞走、跳高和撑杆跳等种种活动。足球队逐渐发展起来了，但学生从不参加橄榄球或者任何其他剧烈冲撞的运动。不过他们喜欢网球和篮球。
（据《广文校谱》《齐鲁大学》等）